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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川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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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转载】陈为人:同获“诺奖”两重天(下)  

2012-12-10 13:40:32|  分类: 文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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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2-12-06 09:18 作者:陈为人 


  帕斯捷尔纳克在《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写道:“我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在俄罗斯工作,我同它是分不开的,离开它到别的地方去对我是不可能的。”他在信中检讨:“《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曾警告过我,说这部小说可能被读者理解为旨在反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制度的基础。现在我很后悔,当时竟没认清这一点……我仿佛断言,一切革命都历史地注定是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这种非法的事件之一,它给俄罗斯带来灾难,使俄罗斯的正宗知识分子遭到毁灭。”帕斯捷尔纳克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对他采取极端的措施,不要把他驱逐出境。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反而使帕斯捷尔纳克因福获祸,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为自己的谢绝和悔过而痛苦难当。他做过两次引人注目的抗争:在伦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次牢骚满腹的访谈,在纽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首怨声载道的诗歌《诺贝尔奖》(1959年2月11日发表于《每日邮报》):


  “我算完了,就象被围猎的野兽。/ 自有光明与自由的所在,/ 可紧跟我的却是追杀的喊叫,/ 我已经无法到外面去走一走。// 漆黑的森林的池塘的陡岸,/ 还有被砍倒的枞树的树干。/ 通向四方的路已经被切断。/ 一切都听天由命,随它的便。// 我可倒底做了些什么坏事,/ 我是杀人犯,还是无赖、泼皮?/ 我仅仅是迫使全世界的人/ 为我美好的家乡俄罗斯哭泣。// 但尽管已面临死期,/ 我也相信有朝一日/ 善的精神定将压倒/ 卑鄙和仇恨的邪力。”


  1959年3月14日,帕斯捷尔纳克在散步时,被从驻地别列捷尔金诺传唤到莫斯科接受审问,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威胁道,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再不停止与外国人交往,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石激起千层浪!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就在痛苦和压抑中死去。诺奖对帕斯捷尔纳克而言,幸抑或不幸?


  肖洛霍夫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与帕斯捷尔纳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肖洛霍夫的获奖经历。


  早在帕斯捷尔纳克获奖前的1954年,苏联整部国家机器促成肖洛霍夫获诺贝尔奖的运作就已经紧锣密鼓地拉开帷幕。1954年1月21日,苏联作家协会一封印有“密件”字样的信放到了苏斯洛夫的案头。信中汇报说:“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谢尔盖耶夫·倩斯基院士收到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关于推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候选人的建议书”。信中以颇具觉悟和警惕性的口吻说:“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是反动透顶的组织,因此,我们拟定了两个应对方案,可以利用此事来达到相应的政治目的:要么公开据理拒绝,并揭露这一组织;要么据理推出一位积极为和平而奋斗的作家,做为候选人。”


  1954年2月23日苏共中央书记处第54号会议纪要做出决定:“采纳苏联作家协会关于推举肖洛霍夫为诺贝尔奖得主候选人的建议。”也许还嫌分量不够,两天后,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又对书记处的决议予以核准。于是,谢尔盖耶夫·倩斯基的信发往斯德哥尔摩。信中写道:“我收到您方盛情建议,深感荣幸……我诚恳地建议将苏联作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候选人。”后面长篇累牍地对肖洛霍夫的作品予以热捧。


  3月底,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有了回音:“尊敬的谢尔盖耶夫·倩斯基先生,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高兴地采纳您有关将诺贝尔奖授予米·亚·肖洛霍夫的建议。鉴于各方建议函不得迟于2月1日送给我们,而您的建议信寄达时间太迟,无法在今年交付讨论。不过,肖洛霍夫将作为1955年诺贝尔奖得主候选人……”这显然是一种礼节性的托词,因为此后的事实表明,这一迟就迟来了十年,直到1965年肖洛霍夫才成为了诺贝尔奖的得主。


  1954年底,帕斯捷尔纳克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也提到此事:“人们从BBC了解到,似乎(为了什么原因收买我,我也出卖自己)提到了我的名字。了解到一些规矩后,有关部门便要求将我换成肖洛霍夫为候选人……”


  究竟是帕斯捷尔纳克还是肖洛霍夫,世界文艺界为此事沸沸扬扬地吵嚷了好几年。意大利《当代》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足有一俄里长:《〈日瓦戈医生〉并不光彩地与〈静静的顿河〉的首部意大利文全译本同时出版。其理由是将两部评论同一历史时期的作品进行批判性的对比,并对现代艺术中的两种倾向作一比较》。文中对肖洛霍夫和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了比较:“帕斯捷尔纳克观察事件和精神世界的出发点,是俄罗斯与欧洲颓废派特有的神秘主义的个人主义,而肖洛霍夫却遵循历史的原则……我们认为,肖洛霍夫的文学先驱是19世纪的现实主义,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源头则是20世纪初的象征主义。”英国作家希曼斯基也对两人作出评价:“肖洛霍夫最好的作品充其量不过是新闻报道和好样板,岂有他哉……在苏联艺术作品中,完全不造作和拥有纯洁心灵自由的艺术家更少。……只有帕斯捷尔纳克经受住了所有的风风雨雨并掌握了一切事件。”


  3月,苏共中央收到作协书记西蒙诺夫一封写有“密件”的信,信中说:“瑞典作家俱乐部不久前讨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候选人的问题,候选人有以下作家: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美国的埃尔查·庞德、意大利的阿尔贝托·莫拉维亚。”苏联作家代表团在访问瑞典后,给中央呈上的一份《纪要》上写:“绝大多数与会者发言赞成肖洛霍夫。资助并指导作家俱乐部的威廉亲王,也投了肖洛霍夫一票。”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向中央委员会高层人事发出通报:“国外新闻界人士表达了这样的推测:诺贝尔奖可能由肖洛霍夫和帕斯捷尔纳克分享。”


  由此可见,对诺贝尔奖授予何人,苏维埃的党和政府给予了高度关注。倾向性是十分明确的。然而,经历了1955、1956、1957三届的跌宕沉浮,1958年度的诺贝尔奖还是授予了帕斯捷尔纳克,这使得苏维埃政权无比愤怒,最后把一腔怨气全洒在了帕斯捷尔纳克身上。


  当年与苏联关系亲近的萨特,还发表了与加缪观点完全相左的文章说:“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被授奖,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在现在情况下,诺贝尔奖客观上看起来,要么是对西方作家的奖赏,要么就是对来自东方的刻薄的挑剌者的奖励。”后来,萨特还拒绝了1964年颁发给他的诺贝尔奖。


  当1955 年对肖洛霍夫的推举失败以后,1956年苏共中央还作过一项决议:“关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候选人的决议,同意高等教育部有关推荐斯科别尔岑和肖洛霍夫的提议。”不论文学奖还是和平奖,关键在于得奖,从中也可看出对肖洛霍夫获奖的政治背景。此后,苏共中央不放过一切机会力推肖洛霍夫,十年来矢志不渝不懈努力,真可谓“十年磨一剑”。苏维埃政权对肖洛霍夫的是否获奖,已然超越了一个奖项的内涵,上升到政治层面。


  让我们看1965年7月30日肖洛霍夫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从中感受肖洛霍夫在获奖前的“过人聪明之处”:


  ……不久前,诺贝尔委员会副主席来过莫斯科。在作协与他交谈中,得知诺贝尔委员会将在今年讨论我的候选人资格。


  让·保罗·萨特(去年)拒绝接受诺贝尔奖,他认为诺贝尔委员会评奖不公正,特别是它,这个委员会应该把诺贝尔奖授予肖洛霍夫。在这之后副主席的来访只能被看作是一种试探。


  为应付今后需要,我很想了解,如果这项奖金(一反瑞典委员会经典信念)将授给我,那么,苏共中央主席团抱什么态度,我的中央委员会将会给我出什么主意?


  通常在10月授奖,不过我想在这之前,应该对您们就此问题所持态度做到心中有数。


  勃列日涅夫征询文化部的意见,文化部明确回答:“苏共中央文化部认为,如果诺贝尔文学奖授给米·亚·肖洛霍夫那么这将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一位杰出的苏联作家创作的世界意义的认可。因此,如果能获奖,文化部认为没有理由不接受。”


  此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题研究了此事,通过了文化部的意见。


  1965年,肖洛霍夫终于如苏维埃政权所愿,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与1958年诺贝尔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肖洛霍夫仅仅事隔七年后的这次获奖,却在苏联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宣传和热捧。报纸刊物上几乎一个口径地说:“这是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大事件。”并且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七年前因把诺贝尔奖授给帕斯捷尔纳克时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攻击,改口说:“肖洛霍夫那有力的心灵已经照亮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获得了世界的公认。……瑞典文学院终于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一位伟大的苏联作家的作品;……瑞典文学院的这一崇高决定,提高了它的威信”等等。


  肖洛霍夫1905年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哥萨克家庭。由于战争,他13岁被迫中断学业,当了苏联红军的一名办事员,参加过剿匪,这些经历都为肖洛霍夫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在肖洛霍夫身上体现着少见的创作天赋,作家在二十三岁即发表了后来获诺贝尔奖的重要作品《静静的顿河》第一部。肖洛霍夫以一个成熟文学大师的姿态,闪亮登场横空出世崛起于文坛。使得最有预见的评论家都感到惊奇。以至有些评论家提出疑问:《静静的顿河》是否出自肖洛霍夫的手笔。直到肖洛霍夫身后,这种说法仍未尘埃落定。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剽窃自一个叫克留科夫的白卫军官。肖洛霍夫在审讯他时得到了这部手稿。否则,一位二十三岁初试文笔的青年人,一个文化程度连初中也没毕业的中学生,怎么可能写出多卷本史诗般的鸿篇巨制?当这些猜疑在俄罗斯史学家铁证般的考据下真相大白后,倒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肖洛霍夫令人拍案叫绝的创作天才。


  《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出版后,肖洛霍夫遭遇了与他的同伴帕斯捷尔纳克相似的命运。马上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当年许多著名的作家、评论家抨击小说歪曲了国内战争,偏离了苏联的革命文艺路线,是“为白卫军说话”。只是由于得到了高尔基的鼎力支持,小说才得以出版。但到第四部出版时,苏联评论界再次产生激烈的争论,有许多“上纲上线”的批判意见,甚至斯大林也指出小说有“非苏维埃倾向”,“肖洛霍夫犯了严重的错误”。


  面对当年所有苏维埃作家的共同生存境遇,肖洛霍夫表现出了“过人的聪明和智慧”:肖洛霍夫笔下的作品,既有属于主流文学的颂扬倾向,又有反映边缘文学的批判特征,处于主流文学和边缘文学的模糊地带。肖洛霍夫采用了“打擦边球”“见了红灯绕着走”的生存策略和写作策略。他极善于对领袖察颜观色,得到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代领导人对他的青睐,成为“三朝红”;他极善于对现状审时度势,在一个接一个针对文化领域的运动中,能有惊无险地“安全着陆”;他很能把握分寸,清楚什么时候该冒尖,什么时候该缩头;他很懂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什么时候该激昂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不语,什么时候说话可表现作家的个性棱角,什么时候说话必须王顾左右而言它;他深谙“石油换大米”的交换原则,以某种妥协得到出版的机会,以局部的牺牲获取关键的成功;肖洛霍夫以自己惊人的聪明才智赢得了人生的大成功。他成为苏共十八大至二十五大历届的党代表,从二十二大起被选为中央委员,一直担任到1976年的二十五大;肖洛霍夫从1935年出席苏联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来,历任最高苏维埃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67年,肖洛霍夫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苏联作协书记处书记……肖洛霍夫是苏俄文学史上唯一一个既获列宁文学奖、斯大林文学奖 ,又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既能为对苏联持批判观点的西方知识界所称许,又能被本国统治阶层所接纳,什么好事都让他赶上了,肖洛霍夫真可谓左右逢源。


  苏俄文史学家提出有“两个肖洛霍夫”的观点。一个是作品中所显现的肖洛霍夫;一个是苏联文坛上所表现的肖洛霍夫。一个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拥护者 ,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事业摇旗呐喊 ,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肖洛霍夫;一个是进入自己文学世界,作为民众疾苦的呼吁者,求真求善的寻道者的肖洛霍夫。“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授奖词中这样高度赞扬肖洛霍夫:“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心灵深处对人性的崇高敬意”。然而,肖洛霍夫并未“文如其人”,与作品中展现的形象截然不同,肖洛霍夫在苏联文坛的口碑很不好,留下了许多劣迹:


  肖洛霍夫嘲讽地称帕斯捷尔纳克是“寄居蟹”,不言而喻就是诽谤帕斯捷尔纳克是寄生在苏维埃红色政权内的异端分子。肖洛霍夫还攻击苏维埃另一个诺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这是个疯子,不是作家,是个反苏的诽谤者。”当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癌病房》在国外发表,肖洛霍夫在一次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上,公然指责索尔仁尼琴是“吃着苏联面包,为西方资产阶级主子服务,并且通过秘密的途径把作品送到西方的人”,他指出索尔仁尼琴是“苏联作家们要求除掉的典型疫病”。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政者要对二位作家达尼哀尔和辛雅夫斯基(笔名阿尔夏克、杰尔茨)进行公开审判,理由是他们用笔名在国外发表了作品。这次公开审判激怒了许多作家,六十二位作家联名发表抗议信。许多人要求旁听,不能旁听的就坐在法院门口抗议。而时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却说:“这两个黑心的坏小子要是落到难忘的二十年代就好了,那时并不按刑法典严格划分的条款判决,而是遵从‘革命的法治意识’判决,哎呀,这两个变身有术的妖怪恐怕不会判得这么轻。”并且直言不讳地干脆要求“枪毙这两个败类”。这里真用得上曹植的一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肖洛霍夫扮演了一个为虎作伥的角色。


  对肖洛霍夫如此公开的卖身投靠,以至八十四岁的著名老作家茹可夫斯基的女儿,诗人利季娅愤然写信给肖洛霍夫说:“您和我们大家都同样清楚地知道,俄国诗人始终是站在被压迫的人民一边的。您的发言把您置身于俄国传统之外。可惜我们不能惩罚您;不过您已经受到足够的惩罚了,罚您多年来创作力枯竭。”


  国外的媒体甚至向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提出:对于这种违背诺贝尔设奖本意,迎合专制独裁政权的主流话语,丧失一个作家人格的获奖者,能不能向他追回诺贝尔奖金。

但是,从斯大林时代血雨腥风中的过来人,对肖洛霍夫给于了一定的同情和理解。他们用了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罗亭》中主人公罗亭的一句话:“有多少次我从孩子般的冲动变成驽马般的麻木……有多少次我像雄鹰般展翅飞翔,博击长空,到头来却像一只碎了壳的蜗牛爬回原地!”


  杜勃罗留波夫曾为俄罗斯作家笔下塑造的“多余人”形象定义为:“一群退出战斗的妥协者”。并有这样一段精彩论述:他们“否定了跟压迫着他们的环境做残酷斗争的必要”,“走进了一座郁苍茂密、人所不知的森林里”,他们攀援上树原本是想寻找一条新路,但上树之后,“不再去探索道路,只顾贪吃果子”。肖洛霍夫用自己的生命轨迹,为俄罗斯文学史活生生勾勒出一个“多余人”的形象。


  对于肖洛霍夫的功过是非,自有历史公论。我们换个角度看,似乎可以说,肖洛霍夫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作家,他成为莱蒙托夫笔下《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他“过人聪明”的生存策略,“过人才华”的写作分寸。既成为他的成功,同时也成为他的败笔。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较是最好的鉴别。从帕斯捷尔纳克和肖洛霍夫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同经历和命运中,我们感悟到什么是一个作家应该持守的人格立场和道德底线。



来源: 共识网| 来源日期:2012-12-6 | 责任编辑:王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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